选出六十五部。再浓缩成五十卷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
“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其特点就是“博而要”。值得一
提的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对《群书治要》十分重视。还曾亲自题词,并将《群书治要》列中央党
校读物。第二次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晓岚等三百多位高官、学者编撰,近四千人抄写,
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有三千五百多种书,近八万卷,三万六千册,
约八亿字。《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乾隆还命人手抄了七
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汇集正好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鼎盛
的时期:“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是巧合吗?其实只要看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规律。如果统治者重视传统文化,那个朝代就会比较太平,百姓生活也会相对安逸。比如汉
文帝和汉景帝推行节俭戒奢、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的黄老治术,所以成就了“文景之治”。康熙
皇帝在亲政主事后,力推“经筵日讲”。每天选内臣给皇帝和满朝文武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
在《康熙朝实录》中有记载:“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由此可知“康乾盛世”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其三,我们的祖先对优秀的外来文明,也十分重视加以吸收、保存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
两千年前,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最显著的证据。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所以佛经都是以印度的文
字写的。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国后,需要有人来翻译佛经。其中鸠摩罗什是后秦时期最著名的佛
经翻译家。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鸠摩罗什一个人,竟然发动过两次战争1
!后来鸠摩罗什被以国
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史书中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说)的译场,请他主持译经
事业。鸠摩罗什在中国一共翻译了三十五部经论,共二百九十四卷。其所译经典流传极为广泛,
例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在唐朝时期,玄奘大师去印
度求法。归来时玄奘大师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以玄奘大师为首的译经团队共翻译了七十四部,

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佛经。除了翻译佛经,我们的祖先还因地制宜,融汇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的理
义,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
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知道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
学者也都意识到这点。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在《展望 21 世纪》一书中就提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
由自取的结果。”注意他说这话是在 1972 年。他还讲到:“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
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
比博士,他的代表作是十二册的《历史研究》。在书中,他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
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二十一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
死亡。这种观念是很明智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文明比国家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更大,更持久。
而文明的主体就是传统文化。另外,高本汉博士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他曾经说过:“汉字
不可改,文言不可废,经书必须读。”这话不仅仅是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来说的。
被误解的‘忠’和‘孝’
由于长期的不重视和不了解,使得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误解。使得不少人对传统
文化持否定态度。把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当作糟粕来看待。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是极其错误
的。如果要否定一个事物,必须得先要真正了解它才行。不知道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有
没有真正研究过四书五经,是不是真正了解儒家思想。
儒家的“三纲”是儒家思想中最为人诟病的。“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不少国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忠’和‘孝’是‘愚忠’和‘愚孝’;是单方

面的、奴性的‘忠’和‘孝’;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实这
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论语•先进》中,季子然问孔子,他的学生子路和冉求是否能做大臣。孔子说:“所谓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季子然又问:“那他们会服从他们的君王吗?”孔子回答:
“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所以臣子对君王的服从是以符合道义为前提的。另外《论语•八佾》
中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君臣
关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愚忠。孟子在《孟子•离娄篇下》中更是直接地讲出:“君之视臣如
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仇。”
《孝经》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集中阐述了以‘孝’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
德。以下摘录的是《孝经•谏诤章》中的内容。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
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
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
令,又焉得为孝乎!” 」
大致意思如下。曾子问:“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有关孝道的教诲已经听过了。再
冒昧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甚么话
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
直言谏争的五位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国;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虽无道,
不失其家。普通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身的美名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

儿子,就能使父亲不陷于不义。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如系君王所为,则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一味遵从
父亲的命令,又怎能称得上是孝顺呢?”
荀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荀子·子道》中,荀子对“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他提到:“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
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
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
忠信、端悫 (诚实,谨慎)、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
由上面的举证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所说的‘忠’和‘孝’都是以符合道义为
前提的,而不是奴性的、绝对的服从。一味地注重形式,而不明其义的‘愚忠’和‘愚孝’并不
是儒家所倡导的。
当然如果父母或上级长官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或下级的在劝导时应该注意措词、方式、时
间和场合。正如《弟子规》(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中所讲的: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劝导时态度要诚恳,声音要柔和,且和颜悦色。如果父母不听规劝,要耐心等待,一有适当
机会,如父母情绪好转时,再继续劝导;如果父母还是不接受,甚至生气,此时做子女的虽难过
得痛哭流涕,也要恳求父母改过。纵然遭到父母的责打,也不抱怨,以免陷父母于不义,使父母
一错再错,铸成大错。
中国传统思想中很注重“经权之道”,也就是“守经达权”。‘经’是常的意思,是不变的
原则。‘权’是变通,是通达变化的手段和方式。儒家所倡导的‘忠’和‘孝’的‘经’是道义。

所以,守住道义是‘忠’和‘孝’的原则和底线。另一方面,权变的合理应用在实际中也是非常
重要的。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变之道在‘忠’和‘孝’中的应用。
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暴病而死。齐景公得知后,大怒,一定要将养马人
肢解处死。晏子就问齐景公:“大王,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先
从哪里下手的呢?”怒火中烧的齐景公听了这话后如冷水泼头。因为他想到尧舜是古代圣王,爱
民如子,哪里会肢解人呢?而如今自己所要做的,与圣贤背道而驰,却与夏桀商纣为伍。齐景公
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道:“从寡人开始吧。”侍卫们一听,就马上退下了。虽然不肢解养马
人了,可齐景公余怒未消,下令说:“免去肢解,将他交付牢狱,处以死刑。”晏子听了,并没
当面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礼而问道:“君王,此人罪大莫及,只可惜他还不知为何要被处死,恐
其死不瞑目。不如让微臣替陛下将他所犯罪状一一说明,也让他有所知道,再交狱执行,这样他
也死得甘心。大王,您觉得如何?”齐景公觉得晏子的话不错,便答应了。于是晏子当着众人之
面,大声数说起养马人的“罪过”:“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君王让你养马,
结果不小心,马暴毙死了。这就等于你杀了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二条,死的马是大王最爱
的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三条,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人,让全国百姓知道后,必定会因此埋
怨君王爱马胜于爱人;诸侯知道后,必定会轻视我国。但究其原因,是因为你把君王的马养死了,
最后竟让百姓生怨,国力削弱,更应被处死。现在,马上交付狱吏,快快执行死刑吧!”齐景公
听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晏子所讲的每一条都不足以判养马人死刑,而且从中也看到自身的过
错。不由喟然长叹,对晏子说道:“先生马上开释他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伤了我的仁德
啊!”作为忠臣的晏子,为了救养马人而劝谏齐景公时,巧妙地运用了欲擒故纵的权变之道。下
面这则记载在《孔子家语》里的故事是其在孝道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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