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出六十五部。再浓缩成五十卷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
“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其特点就是“博而要”。值得一
提的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对《群书治要》十分重视。还曾亲自题词，并将《群书治要》列中央党
校读物。第二次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晓岚等三百多位高官、学者编撰，近四千人抄写，
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有三千五百多种书，近八万卷，三万六千册，
约八亿字。《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乾隆还命人手抄了七
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汇集正好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鼎盛
的时期：“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是巧合吗？其实只要看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规律。如果统治者重视传统文化，那个朝代就会比较太平，百姓生活也会相对安逸。比如汉
文帝和汉景帝推行节俭戒奢、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的黄老治术，所以成就了“文景之治”。康熙
皇帝在亲政主事后，力推“经筵日讲”。每天选内臣给皇帝和满朝文武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
在《康熙朝实录》中有记载：“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由此可知“康乾盛世”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其三，我们的祖先对优秀的外来文明，也十分重视加以吸收、保存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
两千年前，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最显著的证据。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所以佛经都是以印度的文
字写的。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国后，需要有人来翻译佛经。其中鸠摩罗什是后秦时期最著名的佛
经翻译家。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鸠摩罗什一个人，竟然发动过两次战争1
！后来鸠摩罗什被以国
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史书中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说）的译场，请他主持译经
事业。鸠摩罗什在中国一共翻译了三十五部经论，共二百九十四卷。其所译经典流传极为广泛，
例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在唐朝时期，玄奘大师去印
度求法。归来时玄奘大师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以玄奘大师为首的译经团队共翻译了七十四部，

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佛经。除了翻译佛经，我们的祖先还因地制宜，融汇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的理
义，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
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知道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
学者也都意识到这点。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在《展望 21 世纪》一书中就提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
由自取的结果。”注意他说这话是在 1972 年。他还讲到：“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
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
比博士，他的代表作是十二册的《历史研究》。在书中，他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
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二十一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
死亡。这种观念是很明智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文明比国家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更大，更持久。
而文明的主体就是传统文化。另外，高本汉博士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他曾经说过：“汉字
不可改，文言不可废，经书必须读。”这话不仅仅是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来说的。
被误解的‘忠’和‘孝’
由于长期的不重视和不了解，使得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误解。使得不少人对传统
文化持否定态度。把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当作糟粕来看待。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是极其错误
的。如果要否定一个事物，必须得先要真正了解它才行。不知道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有
没有真正研究过四书五经，是不是真正了解儒家思想。
儒家的“三纲”是儒家思想中最为人诟病的。“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不少国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忠’和‘孝’是‘愚忠’和‘愚孝’；是单方

面的、奴性的‘忠’和‘孝’；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实这
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论语•先进》中，季子然问孔子，他的学生子路和冉求是否能做大臣。孔子说：“所谓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季子然又问：“那他们会服从他们的君王吗？”孔子回答：
“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所以臣子对君王的服从是以符合道义为前提的。另外《论语•八佾》
中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君臣
关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愚忠。孟子在《孟子•离娄篇下》中更是直接地讲出：“君之视臣如
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仇。”
《孝经》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集中阐述了以‘孝’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
德。以下摘录的是《孝经•谏诤章》中的内容。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
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
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
令，又焉得为孝乎！” 」
大致意思如下。曾子问：“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有关孝道的教诲已经听过了。再
冒昧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甚么话
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
直言谏争的五位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国；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虽无道，
不失其家。普通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身的美名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

儿子，就能使父亲不陷于不义。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如系君王所为，则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一味遵从
父亲的命令，又怎能称得上是孝顺呢？”
荀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荀子·子道》中，荀子对“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他提到：“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
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
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
忠信、端悫 （诚实，谨慎）、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
由上面的举证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所说的‘忠’和‘孝’都是以符合道义为
前提的，而不是奴性的、绝对的服从。一味地注重形式，而不明其义的‘愚忠’和‘愚孝’并不
是儒家所倡导的。
当然如果父母或上级长官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或下级的在劝导时应该注意措词、方式、时
间和场合。正如《弟子规》（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中所讲的：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劝导时态度要诚恳，声音要柔和，且和颜悦色。如果父母不听规劝，要耐心等待，一有适当
机会，如父母情绪好转时，再继续劝导；如果父母还是不接受，甚至生气，此时做子女的虽难过
得痛哭流涕，也要恳求父母改过。纵然遭到父母的责打，也不抱怨，以免陷父母于不义，使父母
一错再错，铸成大错。
中国传统思想中很注重“经权之道”，也就是“守经达权”。‘经’是常的意思，是不变的
原则。‘权’是变通，是通达变化的手段和方式。儒家所倡导的‘忠’和‘孝’的‘经’是道义。

所以，守住道义是‘忠’和‘孝’的原则和底线。另一方面，权变的合理应用在实际中也是非常
重要的。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变之道在‘忠’和‘孝’中的应用。
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暴病而死。齐景公得知后，大怒，一定要将养马人
肢解处死。晏子就问齐景公：“大王，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先
从哪里下手的呢？”怒火中烧的齐景公听了这话后如冷水泼头。因为他想到尧舜是古代圣王，爱
民如子，哪里会肢解人呢？而如今自己所要做的，与圣贤背道而驰，却与夏桀商纣为伍。齐景公
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道：“从寡人开始吧。”侍卫们一听，就马上退下了。虽然不肢解养马
人了，可齐景公余怒未消，下令说：“免去肢解，将他交付牢狱，处以死刑。”晏子听了，并没
当面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礼而问道：“君王，此人罪大莫及，只可惜他还不知为何要被处死，恐
其死不瞑目。不如让微臣替陛下将他所犯罪状一一说明，也让他有所知道，再交狱执行，这样他
也死得甘心。大王，您觉得如何？”齐景公觉得晏子的话不错，便答应了。于是晏子当着众人之
面，大声数说起养马人的“罪过”：“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君王让你养马，
结果不小心，马暴毙死了。这就等于你杀了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二条，死的马是大王最爱
的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三条，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人，让全国百姓知道后，必定会因此埋
怨君王爱马胜于爱人；诸侯知道后，必定会轻视我国。但究其原因，是因为你把君王的马养死了，
最后竟让百姓生怨，国力削弱，更应被处死。现在，马上交付狱吏，快快执行死刑吧！”齐景公
听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晏子所讲的每一条都不足以判养马人死刑，而且从中也看到自身的过
错。不由喟然长叹，对晏子说道：“先生马上开释他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伤了我的仁德
啊！”作为忠臣的晏子，为了救养马人而劝谏齐景公时，巧妙地运用了欲擒故纵的权变之道。下
面这则记载在《孔子家语》里的故事是其在孝道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