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五次选择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莎翁笔下哈姆雷特王子面临的抉择。尽管这种逼仄的两难困境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遇到，但芸芸众生的人生之路同样是由一个个选择组成的——选择走什么路？选择什么人生态度？选择和谁在一起……李山泉的人生五次选择给予我们启示。

李山泉在1978年恢复大学联考后考入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1982年，李山泉大学毕业，以一篇出类拔萃的毕业论文引起了刚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注意，于是被调到该中心的综合局，从事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

“宏观研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在经济研究中心的几年里，最大的收获是从全国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参与了很多文件和改革方案的起草，先后到过很多省市做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记得全国职工文革后第一次涨工资的初步方案，就是我们调查了几个省市后完成的。除了写内部报告外，我还在报纸和刊物公开发表了一些文章。”李山泉说到。

“1983年底，我首次出国访问。当时随一个代表团到前南斯拉夫、奥地利和西德访问。记得在西德央行的晚宴上，我左右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英语是唯一能够交流和沟通的语言。我搜肠刮肚，几乎把所能知道的英语单词都用上了，但还是无法与洋人正常交流。那种只能微笑却无法说话的尴尬场面，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次出国后，我下决心提高英语听和说的能力。我住在中南海，每天早起在中海边大声朗读英文、坚持听英语对话。我完全没有想到，学习英语为我以后出国学习深造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20多年里，英语还成了我每天必用的工作与交流语言，而不是简单的翻译工具。”学习英语成为李山泉人生的第二个选择。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出国学习，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出了人生的第三个选择，来到了美国学习。”1986年初，美国首次在大陆招收“汉弗莱”学者。该交流计划项目以美国已故副总统汉弗莱（H·H·Humphrey）的名字命名，参加该项目的学者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相对年轻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中级管理人才，学习时间为期一年。李山泉因为发表在《北京周报》英文新闻周刊的一篇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章而被美国方面关注，并过关斩将，顺利考取。根据他个人的要求和汉弗莱项目的推荐，他进入波士顿大学，选修了发展经济学和一些国际金融课程。

“一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我觉得发展经济学虽然不错，但和现行西方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我有了研究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浓厚兴趣，对西方金融市场有更大的好奇心。所以，在完成一年的“汉弗莱计划”后，我有了继续在美国学习的想法。”

经努力，李山泉考入布兰德斯大学，研习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书期间，非常偶然地，他得到一个到华尔街工作的难得机会。喜欢做实际工作的冲动，让他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读博，做出了第四个选择“华尔街之路”。

在初入华尔街阿凯典公司的一年中，李山泉开始参与全球的“管钱”、股市和货币的预测。他在预测汇率方面显示出准确判断事物的能力，选择股票方面也十分成功。初试身手的同时，李山泉奠定了数量分析和技术分析的基础。

1991年，李山泉被华尔街老牌的布朗兄弟公司雇用，在这家著名的老牌华尔街投资银行投资战略部任高级分析师，从事投资战略的分析研究。先后三年的工作，使他具备了金融投资基础分析的大量实践经验。

1995年他转到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在环球股票投资部任基金经理。先后管理过不同的基金，最多的时候曾经管理过三只基金，但管理时间最长的，是上文提到的那只从1亿到50亿传奇的“黄金及特殊材料的股票基金”。

“第五个人生选择最有意义！就是以独特视角研究中国。虽然每天周旋于国际股票市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历，使我习惯地、更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我观察问题的特殊视角。”李山泉加重了语气。

李山泉先后多次应国内有关机构邀请，参加国内的各种交流活动，也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采访和报道上，他更看重与年轻人的交流。“凡是邀请我去大学讲座，只要我不出差，100%都支持。我知道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想法，帮他们了解华尔街，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这也是一份责任！”

“对于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我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或许这就是人民大学人独有的特点。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永远肩负着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李山泉目光坚定，望着窗外，陷入沉思。

在窗外，夜色中的布鲁克林大桥雄壮而璀璨，正如诗人哈特·克莱恩在《致布鲁克林大桥》中描绘的那样“凌空高建起自由神像——然后，以无瑕的曲线，飞出我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