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有一点是值得有志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注意的。那就是：理解不等于掌握。《论语》
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应该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关键是‘时习之’。我
们不能“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时习之’就是要我们学以致用，不断地在生活中操练、
反省、进步、再操练、再反省、再进步。要真正落实《大学》里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这样不仅使自己的境界能得到不断提高，也会因为自身言语行为的改善和变化，来感染
周遭的人。南怀瑾老师曾讲过一句话：“教育不是管理，而是影响和感化。”这句话对崇尚言论
自由的当今社会来讲，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现在谁都可以发表言论，而且都很愿意发表言论，
这样一来言教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所以，默默无闻地自己去行、去做，通过以身作则，像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样，默默地感化周遭的人，也许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其二，从社会层面来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和宣传。教育是复兴中国传统
文化的中流砥柱，宣传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催化剂。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良好传统之一。现在
主要的问题是教育方向出了错。家长和学生们都重成绩、轻德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表现、轻
内在；重名次、轻道义；重争夺、轻谦让；重自我、轻集体。只要我们能把教育方向纠正过来，
注重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大有希望的。关于宣传，
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以“隐恶扬善”作为宣传的指导方针。隐恶扬善出自于《礼记·中庸》：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为什么要“隐恶扬善”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人都
有从众心理。我们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所见
所闻都是好人好事，另一个所见所闻都是坏人坏事。那么，哪个人更容易变好，哪个更可能变坏
呢？当然是前者更可能成为好人，而后者更容易变坏。现在的新闻媒体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博取大众的眼球，大肆报道许多凶杀、暴力、淫秽、阴暗、丑陋、血腥、离奇、荒诞的事件。这
样的宣传对社会的风气有怎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很少谈论怪异、暴力、
变乱、鬼神等事（子不语怪力乱神）。其次，“隐恶扬善”还可以避免许多社会矛盾，增进团结
和稳定。比如前几天在达拉斯发生的袭警事件，有五位警察被黑人狙击手枪杀。公众都把这个事
件归结为警察和黑人之间的矛盾，或种族歧视，或禁枪的问题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宣传媒体在
这场悲剧中所起到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类似发生在巴吞鲁日的警察枪杀黑人事件（被
认为是达拉斯袭警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一贯地在第一时间大肆报道，滚动
播放，无形中激发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其实，对于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不管谁是谁非，
都可以通过低调的方式来处理。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的报道。再次，“隐恶”对发生不良
事件的当事人来说，也是更为宽容、人道的处理方法。给予了当事人改过自新，让其免受舆论压
力的机会。要注意的是，“隐恶”不是包庇纵容罪恶，而是不要大肆宣扬‘恶’。比如上级发现
一位年轻有为的下级犯了错。他会把下级叫到办公室，单独和他谈话。指出他的过错，并狠狠训
责他一番，并给于相应的惩罚。但因为看到下级有悔改心，所以在公开场合这位上级会把过错揽
在自己身上。这样既教育和惩罚了下级，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和保护了他。这就是“隐恶”。
关于“扬善”，不仅要宣扬当代的好人好事和古圣先贤的事迹，而且还可以通过电台、电视和网
络来播放有关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专题讲座和相关影视作品等。
1：东晋太元六年（382 年），苻坚遣大将军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取鸠摩罗什至河西走廊凉
州鸠摩罗什寺。后秦弘始三年（401 年）皇帝姚兴遣硕德率军西伐后凉，又迎鸠摩罗什至长安。
汉字汉语
汉字是世界四大自源文字之一（另外三种是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唯一一种使用至今，并仍然充满活力、历久弥新。
汉字作为表意（语素）文字的杰出代表，独霸世界文字之林半边天（另一半是各种字母、表音文字）。
汉字及其所记录的汉语，精妙绝伦，其艺术性盖诸文字之冠。产生了古典格律诗、对联、字谜、测字算卦等世间仅有的艺术。
少有文字的书写能成为一门艺术，更无一能达到汉字书法艺术之高度。碑帖、篆刻、牌匾、楹联、尺幅、扇面，样样精妙绝伦。
汉字的一笔一划，无不体现祖先们的智慧和对世界的理解。所谓中国哲学，在汉字的构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春联、倒「福」字，到「招财进宝」，以及「福禄寿」字画，还有洞房里火红的「囍」字，灵堂前肃穆的「奠」字，汉字就是活生生的民俗与文化。
汉字维系中华一统数千年。九州四海、古人今人用的是同一种汉字，交流无碍。今天的人们仍可阅读秦简汉帛、唐碑宋贴，在世界所有文明中，堪称绝无仅有的奇迹。
对联、谜语（灯谜）、歇后语、熟语、成语、射覆、酒令、打油诗等……
传统中医
中医、中药、《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脉经》、《本草纲目》、《千金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宗教哲学
儒、道、佛、周易、阴阳、五行、干支、罗盘、八卦、占卜、风水、面相等
民间工艺
潮绣、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人、面塑、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凤眼、千层底、檐、鹫
中华武术
太极拳、咏春拳、少林、武当
地域文化
中土文化、潮汕文化、江南文化、江南水乡、塞北岭南、大漠风情、蒙古草原、黑土地、青藏高原、天府之国、大西北、桂林山水、天涯海角、中原文化、巴陵文化……民风民俗
礼节、婚嫁（红娘、月老、聘礼、洞房）、丧葬（孝服、纸钱、头七）、祭祀（天地祖先）；门神、年画、鞭炮、汤圆、饺子。
衣冠服饰
汉族衣冠服饰始于黄帝，备于尧舜，各朝代形制不同，中国还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而诞生的中山装、唐装、旗袍，各少数民族服饰、各类传统及现代的佩饰、鞋、帽等。
四大雅戏
花鸟鱼虫
动物植物
龙、凤、麒麟、虎、豹、鹤、龟、大熊猫…；十大名花兰花，梅花，牡丹，荷花，菊花，月季，桂花，杜鹃花，水仙花和茶花。
龙生九子：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赑屃、狴犴、螭吻、饕餮、椒图、蚣蝮、貔貅。
古玩器物
玉（玉佩、玉雕……）金银器、瓷器、红木家俱、景泰蓝、中国漆器、彩陶、紫砂器、蜡染、古代兵器（盔甲、大刀、宝剑、十八般兵器等）、青铜器、古玩（铜钱等）、鼎、金元宝、如意、烛台、红灯笼（宫灯、纱灯）、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芭蕉扇、桃花扇。
饮食厨艺
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道；酒文化、中国菜、八大菜系（鲁、 川、 粤、 闽、 苏、 浙、湘、徽）、饺子、汤圆、粽子、年糕、月饼、筷子；鱼翅、熊掌、海参、鲍鱼……
传说神话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天仙配、梁祝、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白蛇传……
神妖鬼怪
神仙、妖怪、玉帝、阎罗王、黑白无常、孟婆、奈何桥···
传统音乐
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戏曲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中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道教音乐、佛教音乐、伊斯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喜迎及巡礼乐、宴乐。
“戏曲”
戏曲“四大声腔”
四声腔，展辉煌，对戏曲，有影响；
昆山腔，经改良，艺术上，有开创。
弋阳腔，节奏强，加滚白，调高亢；
梆子腔，声响亮，花苦音，巧用上。
皮黄腔，二合一，称二黄，和西皮；
西皮刚，二黄抑，后发展，成京剧。
声腔中以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为典型。
中国古典十大名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比如地理环境、农业文明、宗法制度等因素，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共同成为文化创生的土壤，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
伦理型文化
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
上古中国是在氏族没有完全解体、血缘关系没有彻底打破的情况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氏族中的男性家长，变成掌握权力的“王”。家庭（家族）中的差序关系、尊卑等级，与统治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相一致。西周社会就是以血缘为自然基础、以周天子为核心、以伦理为纽带的政治—伦理结构。基于宗法结构和宗法观念，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决定地位。西周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发端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精神气质的塑型期。自此，中国文化以道德来破解朝代更迭的密码，以道德来阐释政权来源合法性，形成了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重视修身与教化，形成了德治主义的传统；注重道德调节、“贱讼”并推崇“无讼”，形成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传统。
虽然，自春秋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渐趋式微，但宗族、家族作为宗法制度的遗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中国的朝代更迭史，就是一个个家族兴衰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门阀士族、豪门大姓，备受古人赞誉的“十世义居”、“五世同堂”，遍布各地的宗祠、族祠、祖庙，这些都说明宗族、家族以及宗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宗法制早已不复存在，传统的宗族、家族结构受到工业社会大潮的冲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但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镌刻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中。尊宗敬祖的追远传统，孝亲敬长的人伦传统，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人文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规范和理念，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整体主义型文化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整体主义型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群己”之辨、“公私”之辨，个人与社稷、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都与此相关。
农业生产对水和水利的依赖极大，由此生发出个人对整体的认同意识。先秦古籍中几乎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在治理洪水的实践中，古人发明了水利灌溉的技术。水利工程很难由个人或者单个家庭独立完成，必须依靠整体的力量集结和统筹。耕地灌溉和排水需要彼此合作、配合而不是相互掣肘。对于个人或者单个家庭来说，统合于整体之中，未必是出于自愿的联合，但出于耕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如此。因此，在农耕文明中，集体行使某种公共职能，更加需要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整体内部的协调性，个人与整体的不可分离性就显得愈发重要。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安土重迁的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更加紧密，强化了个人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费孝通先生曾以“乡土中国”来定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从人与土地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流动性差，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是乡土社会的常态。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调控的手段是公序良俗而非法律，调控的目的是增强整体的凝聚力而非使之分崩离析。孟子在其仁政构想中，主张实行乡田同井、八家共养公田的集体耕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是有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关联，培养人们整体主义的道德观念。
重视整体利益，维护整体的和谐统一，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崇公尚忠，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价值取向，而分裂整体、背叛整体、侵犯整体利益的行径，一直受到人们的唾弃。先秦各家虽思想迥异，但总体上整体主义是主流观点。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所强调的社稷、国家、天下，究其根本，不过是以整体名义出现的一家一姓的私利，不过是“虚幻的整体”和“虚幻的整体利益”。但是，从整体主义中生长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道德理念，已经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狭小私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宗教型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从《左传》的“三不朽”到《论语》的“仁以为己任”，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张载的“横渠四句”，从《大学》的“修齐治平”到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一直遵循着用世、入世的传统，其实践品格十分鲜明。墨家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摩顶放踵四处奔走，积极济世救民。有人说入则孔孟出则老庄，似乎道家是出世的，实际上道家并不是出世，它是告诉人们如何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活中全身远祸。道家以避世的生存智慧去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以精神的绝对自由去抵抗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智慧为治国理政提供一种模式，这是具有道家人文关怀精神的“入世”哲学。正如司马谈所言，诸子虽“言之异路”，但都是“务为治者也”。他们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关注现实问题，回应时代困惑，用理论去干预现实，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中国文化虽讲鬼神，但总体上对鬼神持理性的态度。殷人的天帝崇拜在周初被重新改造，周公将殷人尊奉的至高无上人格的“天帝”创造性地诠释、改造为可以与人沟通的主宰，并引入“德”，试图从人自身而非人之外去寻找权力转移的因素。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虽未否定神、天的存在，但他们更强调人、人事、人道的重要性，把吉凶、祸福、治乱的根源归结为人自身。汉代以后，桓谭、王充对迷信的批判，两晋南北朝时期戴奎、何承天、范缜对于佛教的批判，都是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他们认为鬼是去世的祖先和亲人，是祭祀的对象，要理性对待，敬之远之。受中国文化是非宗教型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教合一、宗教高于政权的情况；没有出现一教独大的情形，而是一方面互相争论，一方面相互汲取；从民族性格来看，中国人关注世俗生活、少讲末日来世，崇尚中庸平和、较少狂热极端。
天人合一型文化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命题，则是宋代理学家张载首先提出。所谓天人合一，说的是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相通而不相隔，相合而不相分，相谐而不相胜。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通过论证天与人相通而无二，进而回答人的道德是从哪来的，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就因为这微小但根本性的差异，使人与禽兽截然分野。人禽之别，非别在生物特性，而是别在道德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认为，性不外心，性天合一，因此人要存心养性以事天。人之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存在，道德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究其根本，源于宇宙之性与人之性相通，人秉受天之德性作为其规定性。思孟学派关于天人相通的观点，在宋明理学得到阐扬。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二程、朱熹继之，认为宇宙乃人之道德依据，宇宙之性也是人之本性，天道人道只是一道。从天的角度去论述人的道德，是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共识性观点，“宇宙本根乃道德之最高准则；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发现。……此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汉宋儒家哲学中之一个根本观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宇宙自然和谐统一，反对违背自然规律、主观任性干预自然的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乾·文言》）。天地的德性是生养万物，人要尊重自然规律，方能德合天地。儒家的“仁爱”思想倡导“爱物”，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在其圣王之制的构想中，提出对于山林、鸟兽、鱼类要可持续的利用，“不夭其生，不绝其长”。道家反对人为造作，老子提倡“道法自然”，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批评违反自然导致“浑沌之死”的行为。所有这些，都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自然，反对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和竭泽而渔式地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指主体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儒家提倡修身为本，认为通过修身，人的境界可逐级攀升，最高的境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庄子认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显然，庄子所言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不是现实层面的合一，而是主观世界中的合一，在绝对的精神自由中，消泯是非、善恶、美丑、生死的界限，臻于齐万物、合天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把人的境界由低到高逐级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臻于天地境界的人，已摒弃自然境界，超越功利的、道德的境界，关注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关注自己行为之于宇宙的意义。儒家的“与天地参”，庄子所言万物一体，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多元融合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融合型文化，这是由其内在的“和而不同”精神所决定的。西周时期思想家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深刻思想，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中庸》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包容精神，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海纳百川以成其大，中国文化因此延续至今、薪火相传。
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二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西方文化注重民族区分，而中国文化注重民族融合。中华民族自源头始，就呈现出多途起源、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经过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逐渐融汇繁衍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并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创造主体。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创生文化，文化亦陶冶民族。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中庸》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同伦”即指认同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可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天下一统的重要内容，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样态文化的融合。首先，从文化起源而论，中华文化自源头起，即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样态，其创生地不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多元一体，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初创期的灿烂星河。其次，从各民族文化而论，汉代的匈奴、两晋南北朝的五胡、两宋时期的契丹和女真、唐代渤海国的靺鞨，元代的蒙古，建立清的满族，这些民族都曾经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们的政权消亡了，它们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各个民族的文化，便无以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再次，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而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这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其间有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是碰撞、吸纳、消化与融汇。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方术，两晋时期佛教高僧进入名士圈子，将佛学义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广为传播，唐代佛教大盛。尽管“南朝四百八十寺”，甚至某些朝代一度形成自王室到民间的崇佛热潮，但并未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互补的构架，也未从根本上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和道德观念。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已经不同于印度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黑龙江大学国学院教授）
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国民心理和民族认同，大多数国民的价值判断和公众舆论通过媒体和各种信息渠道传达给国家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领导人的对外决策。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它们是：和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其中起着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
和谐的意思是“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即合理、适当、恰到好处。合理，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和真理法则做事，适当就是适宜、妥当、恰如其分。和谐价值观倡导的是和而不同，不同事物的合理搭配，恰如其分地组合或融合，事物由不协调达致协调，由不匀称达致匀称，由不平衡达致平衡。在现代社会，和谐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自我身心和谐。
仁是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人普遍尊崇的价值观。它是由血缘亲情扩展而来的。“家和万事兴”是我们中国人普遍信奉的至理名言。这种带有血缘亲情的仁爱价值观延伸扩展到朋友和社会关系之中，形成了正义、礼仪、智慧、诚信、忠诚、自强、厚德等一整套价值体系。
义是指正义和正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不仅有个人利益，还有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们应当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敌侵犯，处于危难之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挥戈上阵，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写春秋。
礼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法，不肆意妄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仪，有皇帝祭天的礼仪，有平民祭祖的礼仪，有婚丧嫁娶的礼仪，有迎宾的礼仪，日常生活中还有礼尚往来的礼仪，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特别强调礼貌待人。
智是指明辨是非，知人善任，有自知之明，有智谋。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知人”，爱人就是做人要有爱心，知人就是做人要有智慧，善于识别人。人不仅要有爱心，同时还要善于识别好坏、善恶和是非。要有抑恶扬善的智慧和智谋。中国历史上有一批既爱人又知人的爱憎分明的杰出人物，如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将领卫青，唐太宗时期的名相魏征，北宋名相寇准、清官包拯，明朝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等。
信是指讲信用，诚实守信。孔子倡导人要靠自己的劳动而合理、适宜地取得财富，不要靠坑蒙拐骗获取财富。在日常生活中，孔子强调说话做事要守信用。诚实守信，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种道德品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儒商用诚实守信原则办企业，形成了百年不倒“老字号”的企业。
忠强调国民要忠于自己的祖国。这是由血缘亲情演化而来的一种情感和价值观。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就像自己的家庭遭受破坏一样，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忠还包括君子要对自己的家庭忠诚，对朋友忠诚。
孝也是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尊老、敬老、养老、送老”是儿女的天职。“老有所养，少有所依”是最基本的家庭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中国外交领域有明显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和而不同
和谐思想认为，宇宙存在着多样性的统一。差异不等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差异有时候会演化成矛盾，有时候则是和谐的必要条件，自然和社会有许多因差异而紧密合作的例子。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是新事物生成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指的是君子有不同的观点，不盲目附和别人，却能和谐共处。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和谐思想在中国对外战略上的体现。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2002年12月24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发表的演讲就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3年末，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之所以选择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200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概念。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政府奉行的一条很重要的对外政策。当一个国家内政出问题时，其他国家插手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趁机煽风点火，支一派打一派，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是不道义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干涉内政，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干涉内政很反感，很不赞同。
大国尊重小国
老子的《道德经》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交汇于此。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大国的信任。所以，大国应当以谦和取得小国的依赖，小国应当以谦下取得大国的合作。大国不要有统治小国的过分欲望，小国不要过分地去奉承大国。大国小国都各自达到自己的愿望，大国特别应该谦下”。
老子还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千溪百川之首领，是因为它总是处于最低下的位置。……正由于不与人争，因而天下的人都无法与之相争。人类唯有从相争相残转变为和衷共济，共存共荣，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这种观点运用到中国对外战略上，就会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强国不要欺负小国弱国。大国不要以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更不应该对不符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标准的国家加以蔑视、打击甚至消灭。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各国都应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存共赢。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欧盟决定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问题发表讲话，表示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中方一向反对对伊朗的单边制裁，更不赞成扩大这种制裁，施压、制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严重化，加剧对抗，也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应加强对话合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问题。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投资贸易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穷国的态度。由于中国近代遭受过许多外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借款的附加条件，有过切肤之痛。所以，中国对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贷款的做法十分反感，也很不赞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处理邻国关系上，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扮演着协调人的身份，在协调朝美矛盾、缓解对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本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发展的，1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与东南亚联盟、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开展平等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的思想。
高处不胜寒
和谐价值观强调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反对走极端。《易经》乾卦有一个警句说：“亢龙有悔”，意思是说，龙飞到极高的地方会因空气稀薄寒冷窒息摔下来而后悔，说明极端的状态不能持久。老子的《道德经》曰：“物壮则老。”意思是说，过分的强壮的东西就容易趋于衰老。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大国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登峰造极的状态。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意思是说：“踮起脚跟想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跃起大步想要快走，反而行走不快。自我显扬的反而不能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不能昭彰；自我夸耀的反而不能见功；自高自大的反而不能作众人之长。”这种思想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日益强大时，不要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更不要刻意追求世界老大。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在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直接对抗美国，善于平衡协调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美国保持“非敌非友”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
合理地斗争
和谐价值观，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尽量用协商、协调、平衡的方法去处理，使不协调达到协调、不平衡达到平衡。但是，对于对抗性的矛盾，如外国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坚决进行自卫反击，用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侵害，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运用政治智慧和各种手段进行斗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提供了对敌斗争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孔子的儒学，还有对敌斗争的《兵法》。譬如，在南海问题上，面对挑衅中国主权海岛的菲律宾，中国政府尽量以外交手段，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主权、领海和岛屿，在需要的时候，也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和谐价值观倡导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和平与合作，共存共赢。这些思想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2009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提出了“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直接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这种提法在国际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让每一种文明都存在，让每一种文明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焕发出生机。它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冲突的新思路。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汉字汉语
汉字是世界四大自源文字之一（另外三种是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唯一一种使用至今，并仍然充满活力、历久弥新。
汉字作为表意（语素）文字的杰出代表，独霸世界文字之林半边天（另一半是各种字母、表音文字）。
汉字及其所记录的汉语，精妙绝伦，其艺术性盖诸文字之冠。产生了古典格律诗、对联、字谜、测字算卦等世间仅有的艺术。
少有文字的书写能成为一门艺术，更无一能达到汉字书法艺术之高度。碑帖、篆刻、牌匾、楹联、尺幅、扇面，样样精妙绝伦。
汉字的一笔一划，无不体现祖先们的智慧和对世界的理解。所谓中国哲学，在汉字的构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春联、倒「福」字，到「招财进宝」，以及「福禄寿」字画，还有洞房里火红的「囍」字，灵堂前肃穆的「奠」字，汉字就是活生生的民俗与文化。
汉字维系中华一统数千年。九州四海、古人今人用的是同一种汉字，交流无碍。今天的人们仍可阅读秦简汉帛、唐碑宋贴，在世界所有文明中，堪称绝无仅有的奇迹。
对联、谜语（灯谜）、歇后语、熟语、成语、射覆、酒令、打油诗等……
传统中医
中医、中药、《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脉经》、《本草纲目》、《千金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宗教哲学
儒、道、佛、周易、阴阳、五行、干支、罗盘、八卦、占卜、风水、面相等
民间工艺
潮绣、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人、面塑、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凤眼、千层底、檐、鹫
中华武术
太极拳、咏春拳、少林、武当
地域文化
中土文化、潮汕文化、江南文化、江南水乡、塞北岭南、大漠风情、蒙古草原、黑土地、青藏高原、天府之国、大西北、桂林山水、天涯海角、中原文化、巴陵文化……民风民俗
礼节、婚嫁（红娘、月老、聘礼、洞房）、丧葬（孝服、纸钱、头七）、祭祀（天地祖先）；门神、年画、鞭炮、汤圆、饺子。
衣冠服饰
汉族衣冠服饰始于黄帝，备于尧舜，各朝代形制不同，中国还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而诞生的中山装、唐装、旗袍，各少数民族服饰、各类传统及现代的佩饰、鞋、帽等。
四大雅戏
花鸟鱼虫
动物植物
龙、凤、麒麟、虎、豹、鹤、龟、大熊猫…；十大名花兰花，梅花，牡丹，荷花，菊花，月季，桂花，杜鹃花，水仙花和茶花。
龙生九子：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赑屃、狴犴、螭吻、饕餮、椒图、蚣蝮、貔貅。
古玩器物
玉（玉佩、玉雕……）金银器、瓷器、红木家俱、景泰蓝、中国漆器、彩陶、紫砂器、蜡染、古代兵器（盔甲、大刀、宝剑、十八般兵器等）、青铜器、古玩（铜钱等）、鼎、金元宝、如意、烛台、红灯笼（宫灯、纱灯）、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芭蕉扇、桃花扇。
饮食厨艺
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道；酒文化、中国菜、八大菜系（鲁、 川、 粤、 闽、 苏、 浙、湘、徽）、饺子、汤圆、粽子、年糕、月饼、筷子；鱼翅、熊掌、海参、鲍鱼……
传说神话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天仙配、梁祝、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白蛇传……
神妖鬼怪
神仙、妖怪、玉帝、阎罗王、黑白无常、孟婆、奈何桥···
传统音乐
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戏曲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中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道教音乐、佛教音乐、伊斯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喜迎及巡礼乐、宴乐。
“戏曲”
戏曲“四大声腔”
四声腔，展辉煌，对戏曲，有影响；
昆山腔，经改良，艺术上，有开创。
弋阳腔，节奏强，加滚白，调高亢；
梆子腔，声响亮，花苦音，巧用上。
皮黄腔，二合一，称二黄，和西皮；
西皮刚，二黄抑，后发展，成京剧。
声腔中以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为典型。
中国古典十大名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比如地理环境、农业文明、宗法制度等因素，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共同成为文化创生的土壤，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
伦理型文化
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
上古中国是在氏族没有完全解体、血缘关系没有彻底打破的情况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氏族中的男性家长，变成掌握权力的“王”。家庭（家族）中的差序关系、尊卑等级，与统治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相一致。西周社会就是以血缘为自然基础、以周天子为核心、以伦理为纽带的政治—伦理结构。基于宗法结构和宗法观念，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决定地位。西周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发端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精神气质的塑型期。自此，中国文化以道德来破解朝代更迭的密码，以道德来阐释政权来源合法性，形成了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重视修身与教化，形成了德治主义的传统；注重道德调节、“贱讼”并推崇“无讼”，形成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传统。
虽然，自春秋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渐趋式微，但宗族、家族作为宗法制度的遗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中国的朝代更迭史，就是一个个家族兴衰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门阀士族、豪门大姓，备受古人赞誉的“十世义居”、“五世同堂”，遍布各地的宗祠、族祠、祖庙，这些都说明宗族、家族以及宗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宗法制早已不复存在，传统的宗族、家族结构受到工业社会大潮的冲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但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镌刻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中。尊宗敬祖的追远传统，孝亲敬长的人伦传统，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人文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规范和理念，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整体主义型文化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整体主义型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群己”之辨、“公私”之辨，个人与社稷、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都与此相关。
农业生产对水和水利的依赖极大，由此生发出个人对整体的认同意识。先秦古籍中几乎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在治理洪水的实践中，古人发明了水利灌溉的技术。水利工程很难由个人或者单个家庭独立完成，必须依靠整体的力量集结和统筹。耕地灌溉和排水需要彼此合作、配合而不是相互掣肘。对于个人或者单个家庭来说，统合于整体之中，未必是出于自愿的联合，但出于耕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如此。因此，在农耕文明中，集体行使某种公共职能，更加需要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整体内部的协调性，个人与整体的不可分离性就显得愈发重要。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安土重迁的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更加紧密，强化了个人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费孝通先生曾以“乡土中国”来定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从人与土地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流动性差，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是乡土社会的常态。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调控的手段是公序良俗而非法律，调控的目的是增强整体的凝聚力而非使之分崩离析。孟子在其仁政构想中，主张实行乡田同井、八家共养公田的集体耕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是有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关联，培养人们整体主义的道德观念。
重视整体利益，维护整体的和谐统一，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崇公尚忠，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价值取向，而分裂整体、背叛整体、侵犯整体利益的行径，一直受到人们的唾弃。先秦各家虽思想迥异，但总体上整体主义是主流观点。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所强调的社稷、国家、天下，究其根本，不过是以整体名义出现的一家一姓的私利，不过是“虚幻的整体”和“虚幻的整体利益”。但是，从整体主义中生长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道德理念，已经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狭小私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宗教型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从《左传》的“三不朽”到《论语》的“仁以为己任”，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张载的“横渠四句”，从《大学》的“修齐治平”到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一直遵循着用世、入世的传统，其实践品格十分鲜明。墨家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摩顶放踵四处奔走，积极济世救民。有人说入则孔孟出则老庄，似乎道家是出世的，实际上道家并不是出世，它是告诉人们如何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活中全身远祸。道家以避世的生存智慧去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以精神的绝对自由去抵抗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智慧为治国理政提供一种模式，这是具有道家人文关怀精神的“入世”哲学。正如司马谈所言，诸子虽“言之异路”，但都是“务为治者也”。他们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关注现实问题，回应时代困惑，用理论去干预现实，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中国文化虽讲鬼神，但总体上对鬼神持理性的态度。殷人的天帝崇拜在周初被重新改造，周公将殷人尊奉的至高无上人格的“天帝”创造性地诠释、改造为可以与人沟通的主宰，并引入“德”，试图从人自身而非人之外去寻找权力转移的因素。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虽未否定神、天的存在，但他们更强调人、人事、人道的重要性，把吉凶、祸福、治乱的根源归结为人自身。汉代以后，桓谭、王充对迷信的批判，两晋南北朝时期戴奎、何承天、范缜对于佛教的批判，都是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他们认为鬼是去世的祖先和亲人，是祭祀的对象，要理性对待，敬之远之。受中国文化是非宗教型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教合一、宗教高于政权的情况；没有出现一教独大的情形，而是一方面互相争论，一方面相互汲取；从民族性格来看，中国人关注世俗生活、少讲末日来世，崇尚中庸平和、较少狂热极端。
天人合一型文化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命题，则是宋代理学家张载首先提出。所谓天人合一，说的是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相通而不相隔，相合而不相分，相谐而不相胜。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通过论证天与人相通而无二，进而回答人的道德是从哪来的，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就因为这微小但根本性的差异，使人与禽兽截然分野。人禽之别，非别在生物特性，而是别在道德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认为，性不外心，性天合一，因此人要存心养性以事天。人之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存在，道德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究其根本，源于宇宙之性与人之性相通，人秉受天之德性作为其规定性。思孟学派关于天人相通的观点，在宋明理学得到阐扬。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二程、朱熹继之，认为宇宙乃人之道德依据，宇宙之性也是人之本性，天道人道只是一道。从天的角度去论述人的道德，是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共识性观点，“宇宙本根乃道德之最高准则；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发现。……此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汉宋儒家哲学中之一个根本观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宇宙自然和谐统一，反对违背自然规律、主观任性干预自然的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乾·文言》）。天地的德性是生养万物，人要尊重自然规律，方能德合天地。儒家的“仁爱”思想倡导“爱物”，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在其圣王之制的构想中，提出对于山林、鸟兽、鱼类要可持续的利用，“不夭其生，不绝其长”。道家反对人为造作，老子提倡“道法自然”，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批评违反自然导致“浑沌之死”的行为。所有这些，都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自然，反对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和竭泽而渔式地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指主体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儒家提倡修身为本，认为通过修身，人的境界可逐级攀升，最高的境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庄子认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显然，庄子所言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不是现实层面的合一，而是主观世界中的合一，在绝对的精神自由中，消泯是非、善恶、美丑、生死的界限，臻于齐万物、合天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把人的境界由低到高逐级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臻于天地境界的人，已摒弃自然境界，超越功利的、道德的境界，关注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关注自己行为之于宇宙的意义。儒家的“与天地参”，庄子所言万物一体，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多元融合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融合型文化，这是由其内在的“和而不同”精神所决定的。西周时期思想家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深刻思想，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中庸》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包容精神，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海纳百川以成其大，中国文化因此延续至今、薪火相传。
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二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西方文化注重民族区分，而中国文化注重民族融合。中华民族自源头始，就呈现出多途起源、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经过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逐渐融汇繁衍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并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创造主体。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创生文化，文化亦陶冶民族。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中庸》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同伦”即指认同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可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天下一统的重要内容，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样态文化的融合。首先，从文化起源而论，中华文化自源头起，即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样态，其创生地不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多元一体，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初创期的灿烂星河。其次，从各民族文化而论，汉代的匈奴、两晋南北朝的五胡、两宋时期的契丹和女真、唐代渤海国的靺鞨，元代的蒙古，建立清的满族，这些民族都曾经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们的政权消亡了，它们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各个民族的文化，便无以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再次，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而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这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其间有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是碰撞、吸纳、消化与融汇。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方术，两晋时期佛教高僧进入名士圈子，将佛学义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广为传播，唐代佛教大盛。尽管“南朝四百八十寺”，甚至某些朝代一度形成自王室到民间的崇佛热潮，但并未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互补的构架，也未从根本上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和道德观念。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已经不同于印度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黑龙江大学国学院教授）
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国民心理和民族认同，大多数国民的价值判断和公众舆论通过媒体和各种信息渠道传达给国家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领导人的对外决策。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它们是：和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其中起着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
和谐的意思是“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即合理、适当、恰到好处。合理，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和真理法则做事，适当就是适宜、妥当、恰如其分。和谐价值观倡导的是和而不同，不同事物的合理搭配，恰如其分地组合或融合，事物由不协调达致协调，由不匀称达致匀称，由不平衡达致平衡。在现代社会，和谐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自我身心和谐。
仁是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人普遍尊崇的价值观。它是由血缘亲情扩展而来的。“家和万事兴”是我们中国人普遍信奉的至理名言。这种带有血缘亲情的仁爱价值观延伸扩展到朋友和社会关系之中，形成了正义、礼仪、智慧、诚信、忠诚、自强、厚德等一整套价值体系。
义是指正义和正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不仅有个人利益，还有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们应当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敌侵犯，处于危难之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挥戈上阵，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写春秋。
礼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法，不肆意妄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仪，有皇帝祭天的礼仪，有平民祭祖的礼仪，有婚丧嫁娶的礼仪，有迎宾的礼仪，日常生活中还有礼尚往来的礼仪，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特别强调礼貌待人。
智是指明辨是非，知人善任，有自知之明，有智谋。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知人”，爱人就是做人要有爱心，知人就是做人要有智慧，善于识别人。人不仅要有爱心，同时还要善于识别好坏、善恶和是非。要有抑恶扬善的智慧和智谋。中国历史上有一批既爱人又知人的爱憎分明的杰出人物，如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将领卫青，唐太宗时期的名相魏征，北宋名相寇准、清官包拯，明朝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等。
信是指讲信用，诚实守信。孔子倡导人要靠自己的劳动而合理、适宜地取得财富，不要靠坑蒙拐骗获取财富。在日常生活中，孔子强调说话做事要守信用。诚实守信，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种道德品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儒商用诚实守信原则办企业，形成了百年不倒“老字号”的企业。
忠强调国民要忠于自己的祖国。这是由血缘亲情演化而来的一种情感和价值观。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就像自己的家庭遭受破坏一样，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忠还包括君子要对自己的家庭忠诚，对朋友忠诚。
孝也是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尊老、敬老、养老、送老”是儿女的天职。“老有所养，少有所依”是最基本的家庭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中国外交领域有明显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和而不同
和谐思想认为，宇宙存在着多样性的统一。差异不等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差异有时候会演化成矛盾，有时候则是和谐的必要条件，自然和社会有许多因差异而紧密合作的例子。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是新事物生成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指的是君子有不同的观点，不盲目附和别人，却能和谐共处。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和谐思想在中国对外战略上的体现。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2002年12月24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发表的演讲就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3年末，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之所以选择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200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概念。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政府奉行的一条很重要的对外政策。当一个国家内政出问题时，其他国家插手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趁机煽风点火，支一派打一派，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是不道义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干涉内政，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干涉内政很反感，很不赞同。
大国尊重小国
老子的《道德经》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交汇于此。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大国的信任。所以，大国应当以谦和取得小国的依赖，小国应当以谦下取得大国的合作。大国不要有统治小国的过分欲望，小国不要过分地去奉承大国。大国小国都各自达到自己的愿望，大国特别应该谦下”。
老子还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千溪百川之首领，是因为它总是处于最低下的位置。……正由于不与人争，因而天下的人都无法与之相争。人类唯有从相争相残转变为和衷共济，共存共荣，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这种观点运用到中国对外战略上，就会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强国不要欺负小国弱国。大国不要以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更不应该对不符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标准的国家加以蔑视、打击甚至消灭。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各国都应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存共赢。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欧盟决定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问题发表讲话，表示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中方一向反对对伊朗的单边制裁，更不赞成扩大这种制裁，施压、制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严重化，加剧对抗，也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应加强对话合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问题。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投资贸易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穷国的态度。由于中国近代遭受过许多外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借款的附加条件，有过切肤之痛。所以，中国对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贷款的做法十分反感，也很不赞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处理邻国关系上，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扮演着协调人的身份，在协调朝美矛盾、缓解对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本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发展的，1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与东南亚联盟、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开展平等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的思想。
高处不胜寒
和谐价值观强调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反对走极端。《易经》乾卦有一个警句说：“亢龙有悔”，意思是说，龙飞到极高的地方会因空气稀薄寒冷窒息摔下来而后悔，说明极端的状态不能持久。老子的《道德经》曰：“物壮则老。”意思是说，过分的强壮的东西就容易趋于衰老。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大国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登峰造极的状态。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意思是说：“踮起脚跟想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跃起大步想要快走，反而行走不快。自我显扬的反而不能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不能昭彰；自我夸耀的反而不能见功；自高自大的反而不能作众人之长。”这种思想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日益强大时，不要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更不要刻意追求世界老大。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在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直接对抗美国，善于平衡协调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美国保持“非敌非友”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
合理地斗争
和谐价值观，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尽量用协商、协调、平衡的方法去处理，使不协调达到协调、不平衡达到平衡。但是，对于对抗性的矛盾，如外国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坚决进行自卫反击，用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侵害，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运用政治智慧和各种手段进行斗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提供了对敌斗争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孔子的儒学，还有对敌斗争的《兵法》。譬如，在南海问题上，面对挑衅中国主权海岛的菲律宾，中国政府尽量以外交手段，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主权、领海和岛屿，在需要的时候，也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和谐价值观倡导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和平与合作，共存共赢。这些思想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2009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提出了“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直接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这种提法在国际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让每一种文明都存在，让每一种文明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焕发出生机。它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冲突的新思路。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