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笑也不会思考了。

赵诚楷在前言中写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预言。奥威尔认为人们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奴役,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为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波兹曼这本书的中心就是论证了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认为,由于公众话语的这种变化,人们的政见不再取决于某位候选人的想法和解决方案,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在电视上受到好评。

波兹曼指出,十八世纪“理性时代”是理性论证的顶峰,只有用印刷的文字才能合理地传达复杂的真理。波兹曼举例道:美国前15任总统中的许多人本来走在街上不会为普通民众所认可,但是所有这些人很快因他们的书面文字而被认可。

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觉得有深度的内容是没市场的,像我写的一些观点,和平台上大部分作者都不同,但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盯着我,感谢各位。

大部分公司都以盈利为目的,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控制思想,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没有深度思考的用户就会被时代牵着鼻子走。140字就能让年轻人炸锅,一段无头无尾的视频能引发上亿人讨论,不觉得后脊发凉吗?

但现实使然,多数人仍活在道理与现实的中缝处,想爬却爬不出,想进又进不去,如此尴尬。如果人类在保持愚昧的前提下,封建主义的“苦修”与资本主义的“奶头乐”又何尝不是一种平等关系?

十几分钟看完的吃播、几秒钟刷完的短视频、毫无营养的吃瓜文以及网文小说,娱乐至死不过是时代的幌子,当公众话语都以娱乐出现并成为文化附庸,当内容心甘情愿为效果买单而毫无怨言,甚至石子扔进大海都溅不起一丝浪花,哗众取宠的背后,永远藏着一颗焦躁不安且被利益熏灼的心。

也许大过滤器最初的安排就是让少数人思考,并决定大部分人的思想。

碎片化知识、碎片化娱乐是免费的、高度成瘾的,也是无穷尽的。只要你想,你便可以永远停驻于此,层次越低的人,越会把时间花费在娱乐上面,而格局恰恰塑造出了一群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奥威尔:我们将会被文化管制束缚,甚至灭亡。

赫胥黎:人们会因为享乐而失去自由。

可以说,我们正处于奥威尔和赫胥黎两人语预言的奇妙混合体中,同时被我们无尽热爱、不可自拔的东西所摧毁,

如果不看手机又会如何?

可能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生活,也可能你会失去快乐。充其量可以算作一种苦修。如果媒介的使用者知道了媒介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至于太过危险。

内容被打碎、语言被拆解,从报纸书籍,到短文字短视频,沉陷内容愈发短小,人们更倾向于用画面代替文字去看世界,但前提是逻辑是串联的接口,碎片只配做为车辙印记。在当下,要学会鉴别信息,将时间充分把握,多看纸质书多思考,在头脑中造就属于自己的高楼大厦。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引自 赫胥黎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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